〈桃花源记旁证〉的一点补充

说明

本文系X的参选论文，承蒙A、B的指正，铭感五衷。文责是由笔者负的。本文的评审意见有借宾四论陈君行文“冗遝而多枝节……多临深为高，故作摇曳”来作评的，这里不谈钱宾四讲的是否有理；我以为他说得对，本文是有意步武《桃花源记旁证》文辞的。

内容提要

本文不过是替陈寅恪的取径作了一点锦上添的疏证，兼弥补了寓意说的不足，批判了神仙说和忠愤说；期与人以学识相切磋，心力相摩荡。这篇小札大抵有助于析出〈桃花源记〉的意图：倘使我们对“寓意”“纪实”理解得清楚些，想当长时间流行的诸多纸上怪论，只能说唾余而不致时兴起来了。若是有同学借我抛出去的砖石，引出了一和田璧来，我便深自策厉了！

正文

“武陵是否真有如记中所述的桃花源，可以不必指实，因为这毕竟是一篇寓意文。但作者说故事发生在武陵，假使作者不是完全出于虚构，我们没有理由把它移到北方；假使完全出于虚构，那么东西南北任何一地都可由作者自由指定，没有必要加以考证。”是所谓纪实说，皆不免刻舟求剑，诸家再费力地考证，犹推舟于陆地。明人吴原博谓“古桃源实在武陵境内”，而“诸家之解……未见一定也”。历来说桃源的，颇有视为“无何有之乡”者，其说固是，惟稽其所论，亦觉传奇，以为记述仙人之事，无异乎“街谈巷语”，——好比摩诘诗曰：“初因避地去人间，更闻成仙遂不还”，“盖缘诗中有‘奇踪隐五百，一朝敞神界’之句，后人不审，遂多以为仙”；唐人康驾言这样讲，“渊明所记桃花源，今鼎州桃观即是其处。自晋宋以来，由此上升者六人”；司马紫薇撰有〈天地宫府图〉说“周回七十里，名曰白马玄光天。在玄洲武陵县，属谢真人治之”。这样的说法，出何典记？我们这里不谈文艺学的问题，试看宋人苏子瞻〈和桃源诗序〉云：

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。考渊明所记，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，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，非秦人不死者也。又云：“杀鸡作食”，岂有仙而杀者乎？旧说南阳有菊水，水甘而芳，民居三十余家，饮其水皆寿，或至百二三十岁。蜀青城山老人村多枸杞，根如龙蛇。饮其水，故寿。近岁道稍通，渐能致五味，而寿益衰。桃源盖此比也欤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，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！当思天壤之间若此者甚众，不独桃源。

我们只要看〈与子俨等疏〉云：“天地赋命，生必有死”，看〈神释〉云：“三皇大圣人，今复在何处？彭祖爱永年，欲留不得住。老少同一死，贤愚无复数”，看〈己酉岁九月九日〉云：“万化相寻绎，人生岂不劳。从古皆有没，念之心中焦”，看〈连雨独饮〉云：“运生会归尽，终古谓之然！世间有松乔，于今定何间”，就明白是讲不通的。谨案：“苟以神仙说之，误甚”；如清人丘实亭《东山草堂陶诗笺》卷五云：

设想甚奇，直于污浊世界中另辟一天地，使人神游于黄农之代。公盖厌尘网而慕淳风，故尝自命为无怀、葛天之民，而此记即其寄托之意。如必求其人与地之所在而实之，则凿矣。

又清人王禹卿《快雨堂题跋》卷六〈自书桃源记〉云：

余窃谓靖节先生不应凿空妄语，意诗中所谓高寻吾契者，亦自谓羲皇上人同其寄托耳。矧男女耕作，秋熟春蚕，依然寻常日用之事，岂与游仙轻举者同日而道哉！

故此，近人袁行霈题解：

此《桃花源记并诗》记述一仙境故事，此仙境乃渔人偶然发现，且不可再觅，所谓“一朝敞神界”，“旋复还幽蔽”。此亦无甚奇者，一般神仙故事多如此。桃花源与一般仙界故事不同之处乃在于：其中之人并非不死之神仙，亦无特异之处，而是普通人，因避秦时乱而来此绝境，遂与世人隔绝者。此中人之衣着、习俗、耕作，亦与桃花源外无异，而其淳厚古朴又远胜于世俗矣，渊明藉此以寄托其理想也。

也难怪他“自谓羲皇上人”了。

考诸本所录，大同小异，只是一点：《集》本〈记〉末句，有刘驎之“规往未果”等语，而《搜神后记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太平御览》诸本具未见录。刘驎之亦实有其人，如《晋书》卷九十四〈刘驎之传〉及《太平御览》卷五百四十引〈晋中兴书〉，惟《搜神后记》卷一〈刘驎之条〉未录其规往事，又接同书〈穴中人世条〉云：

长沙醴陵县有小水一处，名梅花泉。有二人乘船取樵，见岸下土穴中水逐流出，有新斫木片逐水流，上有深山，有人迹，异之。乃相谓曰：“可试如水中，看何由尔？”一人便以笠自障，入穴，穴才容人。行数十步，便开明朗，然不异世间。

《搜神后记》乃是晋人干令升书的赓续，旧本题陶潜撰，惟杂有元嘉十四十六年事，“其为伪托，固不待辨”的说法，泰半之所是，只是魏晋多有随记短语，据此遽断为托古之赝品，又作比万历间的风气，则与以耳食无异，而所记不乏司马晋的遗闻，那便无可置辩了；如《异苑》卷一〈武溪石穴条〉云：

元嘉初，武陵蛮人射鹿，逐入石穴，才容人。蛮人入穴，见其旁有梯，因上梯，豁然开朗，桑果蔚然，行人翱翔，亦不以怪。此蛮于路砍树为记，其后茫然，无复仿佛。

又叶少蕴《岩下放言》云：

渊明言刘子骥闻之欲往，不果。子骥，见《宋书·隐逸传》，即刘驎之子，骥其字也。传记子骥采药衡山，深入忘返，见一涧水，南有二石囷，其一闭一开，开者水深广不可过。或说其间皆仙灵方药诸杂物，既还失道，遇伐木人，问径，始能归。后欲更往，终不复得。大类桃源事，但不见其人耳。晋宋间如此异亦颇多，王烈石髓亦其一也。镇江茅山，世以比桃源，余顷罢镇建康，时往游三日，按图记，问其故事，山中人一一指数，皆可名，然不至大，亦无甚奇胜处。而自汉以来传之，宜不谬。华阳洞最知名，才为裂石，阔不满三四尺，其高三尺，不可入，金坛福地，正在其下，道流云近岁刘混康尝得入百余步。其言甚夸，无可考，不知何缘能进。韩退之未尝过江而有“烦君直入华阳洞，割取乖龙左耳来”，意当有谓，不止为洞言也。

谨案：大抵〈记〉之蓝本，“当是根据民间故事写成”。清人沈碻士有《古诗源》云：“此即羲皇之想也。必辨其有无，殊为多事。”粤有桃花源，器用者，元亮托为记以寄意世外，阐扬其拓都么匿也：如乐之和，无所不谐；如〈诗〉云：“借问游方士，焉测尘嚣外？愿言蹑轻风，高举寻吾契”，又《诗》魏风〈硕鼠〉云：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。三岁贯女，莫我肯顾。誓将去女，适彼乐土。乐土乐土，爰得我所”，又《老子》卷八十云：“小国寡民，……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乐其俗。邻国相望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来”。有何别焉？一曰“老死不相往来”，二曰“班白欢游诣”。

那末，不论是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，或“不染尘俗，无为而为”，还是清人龚璱人诗曰：“陶潜酷似卧龙豪，万古浔阳松菊高。莫信诗人竟平淡，二分梁甫一分骚”，“陶诗中那一股郁郁不平之气和对统治阶级的强烈的不满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”，终归“平淡底人，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”？换言之，当真“避地闭关”的话，就不应该流传出事迹来；正因所谓“不满”，才有了逃避的意图。是所谓“实有志天下者”也。

赵行之《宾退录》云：

靖节所记桃花源，人谓桃花观即其处，不知公盖寓言也。

又〈题桃花源诗碑并序〉云：

渊明桃花源记，解者纷纷，率多附会。惟不仕伪宋一说，深得靖节本怀。其诗云“虽无纪历志”，不屑臣宋之意显然。

宋人洪景卢以为“寓意于刘裕，托之于秦，借以为喻耳”，明人黄维章《陶诗析义》又说：“此愤宋之说也……盖以避宋之怀匹避秦也”。略为提一下《述酒》，我们再来看宋人胡元任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三引韩驹曰：

余反复之，见“山阳旧国”之句，盖用山阳公事，疑是义熙以后有所感而作也，故有“流泪抱中叹，平王去旧京”之语，渊明忠义如此。今人或谓渊明所题甲子，不必皆义熙后，此亦岂足论渊明哉！唯其高举远蹈，不受世纷，而至于躬耕乞食，其忠义亦足见矣。

又宋人汤伯纪注《陶靖节先生诗注》卷三云：

按晋元熙二年六月，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。明年，以毒酒一罂授张，使酰王。袆自饮而卒。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，王不肯饮，遂掩杀之。此诗所为作，而以述酒名篇也。

诸家皆以为元亮“耻复屈身后代”，遂作〈桃花源记〉，借避秦以喻避宋，彰明其耻仕二姓之意，无非是附会孔孟的君臣纲常，以为托古之依据，譬若“子曰：‘巍巍乎！舜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与焉’”，而舜禹之事，丕知之矣，“故曰笑其言者非也”。这倒不是什么新奇的想法，如同“晋标年号、宋唯甲子之说，自沈约著于《宋书》，而李延寿《南史》、李善《文选注》，相承无异”，“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裤”。

宋代有位诗人叫萧斯立，同元亮的境遇相似，想法却相左；只要看陆务观，他处在偏安的一隅，耳闻眼见许多人甘心臣事故国或者攀附权奸，就自然而然把桃花源和气节拍合起来，讲什么“独为桃源人作传，固应不仕义熙年”，何况连残山剩水那种托足之地都遭剥夺的萧斯立呢？更不必说义熙元年陶元亮便已隐退了的这件事，中有“泬寥兮天高而气清”的意味；大抵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只借此过渡（类似-ci的说法），瞒人耳目。谨案：“其胸中何尝有晋？论者乃以为守晋节而不仕宋，陋矣”，诸家执着于忠愤，犹不免于一偏之见。

“考六朝时，士君子颇有喜异闻之风，桃花源亦是当时喧传之异闻，而陶公聆此，乃为记录之，取其合自家隐逸之理想，故谓为寓意亦可”，而“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的特点，是它的本质，艺术作品常常还有另一个作用——说明生活”。兹总括本篇要点如下：

若夫他者馀论，尚待商榷。是故，

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，亦纪实之文也。补记

脚注未尽的，或不求甚解的，兹补诸如下：〈陶征士诔（并序）〉（《文选》卷五十八，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宋刊本）、〈陶渊明集序〉（《梁昭明太子文集》卷四，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宋刊本）、《陶靖节集》（明嘉靖癸未重刻本）、《陶渊明》（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）、《诗言志辨》（开明书店1947年版）、《陶渊明集》（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）、《陶渊明诗文汇评》（中华书局1961年版）、《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》（中华书局1962年版）、《古典文艺理论译丛》第十一册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）、《陶渊明作品研究附陶渊明回声》（帕米尔书店1969年版）、《陶靖节诗笺》（广文书局1979年版）、《桃花源记旁证》（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）、《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、形象、风格——四篇桃源诗的比较研究》（载《文学遗产》1981年第1期）、《陶集考辨》（《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）、《中国通史论文选辑》（南天书局1984年版）、《陶渊明年谱》（中华书局1986年版）、《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）、《陶渊明集校笺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）、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（外一种）》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）、《魏晋风度及其他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）、《魏晋玄学论稿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）、《宋诗选注》（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）、《古诗源》（中华书局2006年版）、《陶渊明诗笺证稿》（中华书局2007年版）、《陶渊明诗笺注》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）、〈从个情到至理——丘嘉穗《东山草堂陶诗笺》的成书及其对清初陶学的回摆〉（载《台北大学中文学报》2020年第27期）。

魏晋南北朝史料编略

更新于2021年3月11日。

私修：

官修：

出于自撰书成而上之于朝（为诏纂修）或设馆修史：

增补：

其他：

参考见唐长孺〈读“桃花源记旁证”质疑〉（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）。见《匏庵家藏集》卷四十〈送刘武陵诗引〉，参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明刊本。见（清）郑文焯批、〔日〕桥川时雄校补《陶集郑批录》。见（清）赵殿成《王右丞集笺注》卷五，参原刊本；又《刘梦得文集》卷八〈桃源行〉，参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宋刊本。见（宋）吴子良《荆溪林下偶談》卷二。见（清）陶澍集注《靖节先生集》卷六引，又（宋）郑景望《蒙斋笔谈》云：陶渊明所记桃花源，今武陵桃花观即是其处。余……数以问湖、湘间人，颇能言其胜事，云：自晋、宋来，由此上升者六人。山十里间无杂禽，惟二鸟往来观中，未尝有增损。鸟新旧更易不可知，耆老相传，自晋迄今如此……见（宋）张君房《云笈七签》卷二十七引，又同书：“在江宁府句容县界，昔陶隐居幽栖之处，真人谢允治之”；钱仲联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》卷八〈桃源图〉注引。见《苏文忠公诗集》卷四十三〈和桃源诗序〉。郑文焯，前揭书。《东山草堂文集》及《东山草堂诗集》记“丘”为姓，《四库全书》所引及《东山草堂陶诗笺》则记“邱”为姓：考《东山草堂文集》及《东山草堂诗集》为康熙年间的自刻本，故其并不避此“邱”讳；参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影印清康熙刻本。

见袁行霈《陶渊明集笺注》（中华书局2003年版）。见《捜神后记》引沈士龙跋：“谓潜卒于元嘉四年，而此有十四十六年事。陶集多不称年号，以干支代之，而此书题永初、元嘉，其为伪托，固不待辨。”见（清）王士祯《居易录》。语本陈寅恪，至“草创未定”“增修写定”者，参伍以变，错综其数，须要另作说明，这里暂不涉及。见逯钦立校注《陶渊明集》卷六（中华书局1979年版）。但说是“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”或“蛮族的传说”，我不敢确定，只是这一点上偏信陈寅恪之说（pace 唐长孺），戴祚的《西征记》也亡佚了，听说中研院的刘苑如作了类似的计画，可我又不懂地理，“是谋非吾所能及也”。见（清）沈德潜选《古诗源》卷八。参看《古书疑义举例》卷五〈重文作二画而致误例条〉云：古人遇重文，止于字下加二画以识之，传写乃有致误者。如《诗·硕鼠》：“逝将去女，适彼乐土。乐土乐土，爰得我所。”《韩诗外传》两引此文，并作“逝将去女，适彼乐土。适彼乐土，爰得我所。”又引次章亦云：“逝将去汝，适彼乐国。适彼乐国，爰得我直。”此当以韩诗为正。……因叠句从省不书，止作“适＝彼＝乐＝土”，传写误作“乐土乐土”耳。

语本〈陶渊明的思想发展及其创作〉（载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1959年第2期）。见（南北朝）锺嵘《诗品注》卷中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）。见（明）何湛之刻《陶韦合集》本卷首；又（宋）李公焕《笺注陶渊明集》卷末，参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宋刊巾箱本。见《定庵文集补》，参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清朱氏刊本。原注：“语意本辛弃疾。”辛词〈贺新凉〉云：把酒长亭说。看渊明、风流酷似，卧龙诸葛。又鲁迅以陶诗而论曰：除论客所佩服的“悠然见南山”之外，也还有“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；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”之类的“金刚怒目”式。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。这“猛志固常在”和“悠然见南山”的说一个人，倘有取舍，即非完人，再加抑扬，更离真实。而朱光潜的“浑身静穆，所以他伟大”倒是笑话了。见《陶渊明资料汇编》（中华书局2004年版）。见（宋）黎靖德编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四十，参明刊本。见《文中子中说》卷九〈立命篇〉，参《四部丛刊》影印宋刊本。语本鲁迅，后王瑶《中古文学史论》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）述作之；《鲁迅全集》卷三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〉云：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……据我的意思，即使是从前的人，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“田园诗人”，“山林诗人”，是没有的。

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，也是没有的。既然是超出于世，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。诗文也是人事，既有诗，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。譬如墨子兼爱，杨子为我。墨子当然要著书；杨子就一定不著，这才是“为我”。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，便变成“为人”了。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，而且，于朝政还是留心，也不能忘掉“死”，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。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，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。见（清）顾炎武《菰中随笔》，参《海山仙馆丛书》本。见（清）余良栋等修《桃源县志》卷十二。见《容斋随笔》三笔卷十，参《四部丛刊续编》影印宋刊本。见《陶诗析义》卷首，参明刻本。参《海山仙馆丛书》本，又李公焕《笺注陶渊明集》卷三引。参《拜经楼丛书》本。《宋书》卷九十三〈陶潜传〉云：自以曾祖晋世宰辅，耻复屈身后代，自高祖王业渐隆，不复肯仕。所著文章，皆题其年月，义熙以前，则书晋氏年号，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。又（清）张谐之《陶元亮述酒诗解》云：陶公自以先世为晋辅，遂以《述酒》名篇，而于《饮酒》、《止酒》诸作三致意焉。读者详稽时事，以意逆志，则知陶公之心，日月争光，而其情亦足悲已。谨案：以酒自晦，晋祚之亡，三致意焉。语本《水经注》卷二十二〈潁水篇〉引《魏书》云：文帝以汉献帝延康元年，行至曲蠡，登坛受禅于是地，改元黄初。

其年，以颍阴之繁阳亭为繁昌县。城内有三台，时人谓之繁昌台。坛前有二碑桃花源记，昔魏文帝受禅于此。自坛而降曰：舜、禹之事，吾知之矣。见《全唐文》卷五百八十六〈舜禹之事〉。陶澍，前揭书卷三。见《韩非子》第三十二〈外储说左〉上。见《萧冰崖诗集拾遗》卷下〈请冰道中作〉、〈又和〉；萧诗〈送人之常德〉云：秋风原头桐叶飞，幽篁翠冷山鬼啼。海图拆补儿女衣，轻衫笑指秦人溪。秦人得知晋以前，降唐臣宋谁为言。忽逢桃花照溪源，请君停篙莫回船。编蓬便结溪上宅，采桃为薪食桃实。山林黄尘三百尺，不用归来说消息。方回在宋将亡未亡的时候作了一首《桃源行》，序文说：“避秦之士非秦人也，乃楚人痛其君国之亡，不忍以其身为仇人役，力未足以诛秦，故去而隐于山中尔”；诗里又说：“楚人安肯为秦臣，纵未亡秦亦避秦”。语本钱锺书。东晋偏安江左，置中原沦亡于不顾，从这个角度上讲，陶元亮同陆务观的经历也是相似的：“陶潜之在晋末，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。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”（鲁迅，前揭文）。见（清）马墣《陶诗本义》卷四。郑文焯，前揭书。见〔俄〕车尔尼雪夫斯基〈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〉（《生活与美学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）。